無論技術還是政策，都必須以產業為橋梁，才能真正服務于社會。尤其是隨著環境技術創新產業發展時代的到來，如何從產業角度考慮技術發展方向的需求，真正服務于社會，是當前環保產業發展需要考慮的問題。
　　
　　環保產業市場對技術的需求已經越來越多呈現出服務導向、系統導向、效果取向、需求導向。“現在國內市值zui高的環保企業是技術型公司，不是資本型，這是一個標志，技術環保產業發展的時代將很快到來。
　　
　　環境產業本質上來講是為政府提供服務的，因為環境保護是政府的基本職責。但是這一形勢正在發生變化：政府的環境服務界面不斷后移，逐漸把設備、工程、投資、運營、服務等一系列工作，通過界面后移的方式將環境企業推向前，由原來自己進行治理，變為企業幫助治理，政府購買服務，從而推動了環境產業的前移。
　　
　　國內的環保科技具備接受挑戰的能力了嗎?答案并不樂觀。環境科技的人員、經費長期集中在科研院所，其對產業技術提升的貢獻卻并不顯著;產學研結合缺乏更多成功案例，企業科技創新的積極性有限。一個本該是技術含量高的高新技術產業，“*”多是資本實力雄厚，在技術開發創新上缺少“底氣”，真正的技術型企業匱乏。在治理市場全線打開，技術需求求賢若渴的情況下，如何蓄積原創科研能力，真正讓產業回歸技術理性，是眼下急需解決的障礙。
　　
　　這一變化促使環境企業服務的領域越來越寬、越來越廣，也使政府和企業間的責任劃分出現差異，即不同產業環節對技術關注程度的差異，由此引發了環保科技發展之惑。
　　
　　環保投入占GNP的比例整體上在逐步提高，而環保投入額的增加趨勢就更明顯。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來，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，而環保投入比例相對穩定的情況下，由于國民生產總值基數的增大，環保投入的額有了較大提高。“九五”期間，環保投入占GNP的比例將提高到1.3%。
　　
　　面對從“七五”期間的幾百萬，到“十二五”近百億的國家環保科技投資，科技投入不斷增加，但在這一過程中，環保科技對產業的實際貢獻到底有多大？科技對環保產業而言是否為一個偽命題？
　　
　　這一疑問的產生，首先源自于無論政府還是污染企業，都處在一個長期非理性的狀態。地方政府作為環保的責任主體，利用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，做的并不認真；而污染企業是被政府逼著做事，是花自己的錢辦別人的事，辦得同樣不認真。
　　
　　其次是環境監管存在長期缺位，總量控制仍在回避環境效果：這會造成真正環保需求的缺位，進而造成環境技術的零散化、碎片化；我們應該深知僅僅點源達標的空氣不一定好，污水達標排放的水體也不一定干凈。
　　
　　第三是環保產業發展仍以資本為核心，而不是以技術為核心，技術還沒有成為產業發展的核心驅動力，仍停留在產業化初期——標準化、集約化水平低。這些都是造成技術跟產業和需求的脫節的原因。
　　
　　科研技術成果的轉化，需要破除“用工程化代替產業化、用產業化混淆市場化”的誤區。通過技術創新、工程化應用實現批量化、標準化、集約化應用，目前我國很多水務、固廢領域的科研項目，在工程化階段就以為產業化了而停止，其實工程化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產業化，要實現產業化還要經過資本化和市場化的過程。資本化即形成清晰的商業模式，實現資本對接；市場化是形成競爭機制，建立供需關系，從用戶角度體會技術和服務。
　　
　　環保產業原本是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。在美國等環保產業發達的國家，企業主體是大批的專業技術公司，持久穩健地發展;而相關技術的進步也主要由企業推動。反觀國內環保產業，這兩個特征都還不具備:*羊多是資金實力雄厚而無顯著技術優勢，而除了少數環保企業堅持技術研發外，大多數缺乏技術內核。
　　
　　目前科技轉化體制的背景正在發生變化，為環保技術發展提供了契機：
　　
　　首先是定位的變化，環保產業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中重新定位為現代服務業，“十三五”將會有越來越多的約束性指標面向環境效果，使環境產業的需求甲方逐漸趨于理性。
　　
　　其次是市場的變化，雖然環保市場目前還不是技術主導的產業形態，但環保市場的技術權重明顯加大。
　　
　　三是資本的變化，中國創業板的適時開啟，為環保服務向產業化方向發展，為環保技術革新提供了契機。
　　
　　四是監管的變化，環境監管的逐漸到位使環境需求逐漸理性。這將使產業成為科技轉化的主流通道，在我國環保服務業外部化的發展過程中，企業正成為產業和科技結合載體。